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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诗歌声律模式的构想与美感

[发布时间] 2018-03-19    [来源] 《解放日报》    [浏览次数]:6219

文 / 戴燕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它上承周汉,下启唐代,以不断地变化,创造了很多新的文学形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的新书《远游越山川》,选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几个关键时期,解读了各方面的基本文献,展现出那个时代文学丰富的变化及其价值。

在本文中,我试图对以永明时代“四声八病”说为代表的六朝诗歌声律模式的构想,做一番简单的描述,并对它可能引起的诗歌美感效应做理论上的分析。

之所以称它为“构想”,是因为它并非一个完整而成熟的诗歌声律规范,而是一个从“不完美的缺陷”角度提出的“病犯”之说,完整而成熟的声律规范要到唐代才正式完成。之所以说它“可能引起的”诗歌美感,是因为时几乎没有一个诗人、一首诗歌能彻底符合它苛刻的要求,它还待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真正达到“实用”。但是,成熟乃是从不成熟而来的,完美乃是从不完美中产生的,在这个既不成熟也不完美的、苛刻细密的声律构想中,使中国古典诗歌走向巅峰状态的声律模式的根本美学原则,已被它的发明者们提出来了,这就是“错综与和谐”。

六朝声律模式的构想在中国诗史上的重大意义,便是它让人们注意到,除了韵字以外,每个字的音响变异都可以调整节奏,给诗歌带来变化。

对每个字的音响都给予重视

一首由文字意义组成的诗,也是一个由文字声音构成的系列,而文字的声音是漶漫而散乱还是变化中有和谐,则是这个声音系列能否产生美感效应的决定性因素。齐永明年间,一些颇有声律音韵素养的诗人,为了追求诗歌的音响效果,经过长期的探索,汲取了汉魏以来审音与审美两方面的经验,归纳出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第一套诗歌语音系统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四声八病”说。

先秦以来,诗歌都是押韵的,由于韵字在诗歌中有规律地重复显现,诗歌便有了回环重叠的节奏。然而,作为整个音声系列的节奏构成,韵字一般只起到“句间”节律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诵读诗的时候,要到一句末了,韵字出现,才能在心理上感觉到一次节奏搏动。假如一首四句的诗,就只能感到四次的间顿与重叠,而在每句内则由于音节缺乏规律的组合而显得漶漫。因此,六朝诗人尤其是永明诗人感到有必要对每个字的音响都给予重视。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六朝声律模式构想的概括叙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达此妙旨,始可言文。

而《南史·陆厥传》中的一段话,则具体地指明了“宫羽相变,低昂舛节”的方法: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间,角徵不同。

这就是齐梁时代沈约、谢朓、王融、周颙等诗人所提出的诗歌声律模式的基本构想。它从内容上来说包括“四声”论与“平头”“上尾”等各种“病犯”说,但应该指出的是,“四声”即中国古代汉语中所有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是语言行为中本来存在的。沈约等人只是指出了这一汉语声调的通则,使诗歌用字在声调上有更清晰的分类标准。而“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八病”说,则在诗歌语言的声、韵、调各方面,具体而微地规定了诗歌中几乎每一个字的声韵调的范围。他们试图用这样的规定,使诗歌显出铿锵抑扬、变化和谐的节奏效果。

在轻重缓急低昂交错中和谐

在古代中国,人们对音乐的看法是,“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乐记》)而从音乐欣赏过程中,人们也感受到音乐“混合体”的功用,它所带来的和谐美感也被称作“和”。单一的声音不带来美感,真正的音乐是由错综变化的声音构成的。

六朝时期的人们同样重视音乐形式,重视声音在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上的配置,同样认定错综的和谐是声律的原则,就像《续汉书·律历志》里说的“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

语言虽然并非音乐,但发声的语言同音乐有相似之处。人们诵读一首诗时,这首诗在诵读过程中便是一个声音的系列,这个声音系列也同样作用于人的感觉。和音乐之所以引起美感一样,要使这个系列的声音和谐优美,那么,它也必须拥有一个合乎自然生成法则和人类情感规律的“内在结构”,必须是各种不同音调的语言交错配合。对此,刘勰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内听难为聪也”。他认为文学语言节奏之所以混乱,原因在于语言本身缺乏其内在节奏的调整机制。

器乐声律的调整可以靠听音调弦,但语言声律却要由内心的节奏感来把握,它不是数量可以衡量决定的。为此,齐梁之间一批熟悉音律与语言声律的文学家、批评家,各自从创作、批评的角度出发,开始了语言声律的建设。特别是汉语的“四声”现象被诗人们发现,使“累万之字”有了精确的音调、音值上的区别分类之后,诗人们就更有条件使作品的声音系列也具备一个能够产生音乐审美效果的“内部结构”。在齐梁诗人的诗歌声律构想中,“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宫商相变、清浊参差,正好吻合“异音相从谓之和”的音乐所持的审美标准。

沈约《答陆厥书》说:“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徵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强调他们创造的诗歌语言声律着重在诗歌语言的“参差变动”,即有意形成不同语音的对立结合,在轻重缓急低昂交错之中达到整体和谐,把诗歌语言变成音乐的语言,从中得到耳的愉悦和美的享受。

形成斑斓的美感效果

沈约等人建立诗歌声律模式的构想,一方面是深厚的音律素养使他们格外注重诗歌语言的声律之美,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诗歌漶漫的毛病,有扭转诗风的意义。他们的苦心经营确实给诗歌带来了重大变化。

以南朝齐梁为界线,人们比较其前后的诗歌作品,总会感到两种诗风的差异,齐梁以前的诗自然古朴,被称为古诗,而齐梁以后的诗刻意雕琢,被叫作律诗。汉语诗歌在六朝正处在古体向律体转变的时期,除了词汇、语序这样一些修辞方式的改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声律规则的建立。古诗的语言形式与散文、口语相差不大,正像谢榛说的“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四溟诗话》卷三)。它的节奏要靠押韵来显示,靠相似的尾韵来形成“中断—接续”这样的节律。但是,由于韵字只出现在个别音节上,譬如汉代诗多在句末才用韵,它的突出效果影响不到诗歌的全部音节,而相似语音押韵的作用主要又是使语言产生延绵回复的感觉,所以,韵字与韵字之间并不构成明显紧张的关系,诗歌的节奏效果往往是缓慢复沓的。

而按照齐梁诗人声律构想,对诗歌语音的处理,则是声、韵、调的分配落实在每一个字上的,这就意味着律诗已不仅仅靠某一个别音节————来组织诗歌语言,而是要把诗歌语言构成的责任分派到每一个音节单位,使每个字都发挥出声律效果来。一方面,每一个字都以其清晰的音调凸现出它与邻字的差异来,诗歌就成为一群音声浏亮、参差错落的语音集合,在字音相互比照中,字与字之间产生的差异关系便突出起来,使诗歌节奏顿然分明。这好比一串同样大的珠子不易分出它们的单个特征,而一排高低不一的建筑却使人注意到它们的差别一样,不同的声音使字与字之间产生“间隙”,并由此加强了节奏感;另一方面,正由于律诗对每个字的发声要求是在声调错综的总体原则下提出的,错综音调又绝对强化了字的读音效果,使字音间的对比度提高,这样在字音与字音之间又形成更密集的紧张关系,诗歌在繁密声响中的节奏律动更为匆促而分明。

我们看沈约的《登北固楼诗》: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这首诗如果用四声病犯之说严格分析,并不完全合乎声律规则。但总体来看,这首诗还是声调错综的。错综的声调使这首诗产生跳荡的感觉,音调忽平忽侧,忽扬忽抑,忽清飏,忽沉浊,不停地变化,在人心理上造成不间断的节奏波动。虽然这首诗写的是怀古伤时的内容,感情深邃凝重,但因为在声律处理上比较有变化,所以节奏并不迂缓,感情抒发也不那么滞重拖沓。

由齐梁诗人提出的诗歌声律规则犹如一个编织精巧的图案,不同声调的音节交错好似缤纷色彩的交织,正是沈约所说的“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形成斑斓绚丽的美感效果。诗歌语言通过声调的运动变化而产生语言美感,也就是通向诗歌语言音乐化的一条途径。长期积累的审音、审美经验告诉人们,不同的语言构成会造成听觉反应的差别,比如双声叠韵词本来都是音节清晰和谐的,有一种突出的音韵效果,但如果在一句话中被别的字隔开,就很别扭拗口,这就是刘勰总结的“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人们还体会到音调不变的一句话给人的感受也是缺乏变化的,“凡声有飞沉”,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持续不变的音响使人感到乏味。

诗歌中语音单调或是拗口,都被齐梁诗人视为大忌,称作“文家之吃”。沈约等人提出诗歌声律规则就是为了帮助人们避开这些毛病,使诗歌语言的声调既不流于平板,又变化中有章法可循,完全利用语言本身的差异,造成纯粹语言的音乐式声响。在他们对语言声调作许多细致规定的背后,所树立着的原则就是沈约说的,“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就是要在声音效果差别很大的语音构成中实现诗歌语言的审美价值。汉语四声的发明,有助于诗人们把感觉中语音构成的理想格局,转化为可以用技术处理的具体手段。平上去入这各具特点的四声宛如诗人手中几根不同色彩的丝线,通过精心编织,以达到互相映衬、浑然一片的效果,实现其审美价值。

语音构成不同的语言在人们心理上留下不同的感受,六朝时期的人们也从不同的语言声调中体会到不同的感情。因此,在创作中还必须考虑到语音对作品感情表达的影响,“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诗歌是在变化中发展的,六朝诗歌声律模式构想的提出,给汉代以来五言诗歌乃至《诗经》以来的诗歌风格带来了变化,使诗歌脱离散文、口语化的形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品格。可以说,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建立起独特语言形式的起始,是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成熟的巅峰状态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远游越山川》  戴燕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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