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学科成果介绍：语法化研究

[发布时间] 2018-03-13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浏览次数]：3760

语法化研究

2017年度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广视角的特点。宏观视阈下，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学科会议的召开、系列丛书的出版、批量学术（学位）论文的发表等都极大推动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深化。微观视角下，汉语语法化研究在研究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创获。

一、宏观发展态势

1．国家科研基金项目立项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为“语法化”研究立项8项：李思旭的《三音节固化词语的词汇化、语法化和构式化研究》；黄晓雪的《汉语“动（+宾）+补”语序及相关语法演变研究》；刘红妮的《汉语跨层词汇化的再演变研究》；卢军羽的《主观化理论视角下的汉英事件/实体错配研究》；李永的《汉语的语序类型对语法化的影响研究》；王伟丽的《现代北京话词汇变异研究》；盛益民的《吴语人称代词的共时类型与历史演变研究》；要新乐的《语域变异视角下的英语现在完成式演变研究》。教育部规划基金一般项目、重大项目各1项：张成进的《语义图模型视域下现代汉语多功能介词的语法化路径及语义图构建》；姚双云的《现代汉语口语语法多层面多角度研究》。

2．语法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

学林出版社2017年重磅推出“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系列丛书：江蓝生的《汉语语法化的诱因与路径》、吴福祥的《语法化与语义图》、杨永龙的《实词虚化与结构式的语法化》、李宗江的《语法化与汉语实词虚化》、张谊生的《与汉语虚词相关的语法化现象研究》、陈昌来的《汉语常用双音词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陈前瑞的《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董秀芳的《汉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现象与规律》、史金生的《语法化的语用机制与汉语虚词研究》等9部专著，涵盖当前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最新成果。

此外，“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集《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八）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语法化专题研讨会的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17年度在安徽大学召开第9届会议，来自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8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对“语法化”研究达成共识，即会议发起人吴福祥研究员所提出的：理论语言学取向、语言类型学眼光、区域语言学视角和比较方言学方法。

4．学术、学位论文的涌现

以主题检索“语法化”，2017年度中国知网共收录近300篇（实际256篇，鉴于尚有部分刊物、学位论文未完全登刊知网，所以实际数据远大于256）语法化研究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1篇、博士论文10篇。

二、微观研究深化

语法化微观研究涵括理论探讨、个案分析，研究过程既有历时梳理又有共时描摹；研究成果既涉及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又涉及方言（含少数民族语）和外语（含中、外对比）。

1．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再思考

尽管语法化研究理论基本成熟，但是在具体案例分析中，汉语研究者结合语言事实提出了一些更接近汉语事实的语法化研究理论新思考。比如：彭睿的《如何定位汉语语法化的“特色”》（《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吴福祥的《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中国语文》2017年第3期），王春玲的《方言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雷容的《汉语小称的语义演变机制》（《汉语学报》2017年第2期），彭睿的《同构项变化的方式及其在语法化中的角色》（《语言科学》2017年第2期）和莫启扬、文旭的《认知语法框架下的主观化和语法化》（《外语教学》2017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进一步探讨汉语语法化特征、演化动因、演化机制以及演化的理论阐释；研究对象涵盖普通话和方言，既有整体论述也有小类案例总结。例如，吴福祥的《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通过对汉语方言中四种逆语法化演变的分析，指出这些逆语法化的发生与汉语的类型特征密不可分，是汉语特异的结构类型的必然结果。逆语法化现象的发掘有助于研究者从一个角度反思语法化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推动语法化，特别是汉语语法化的深入研究。

在理论的指导下，基于个案的研究更富特色。比如：刘永华的《计量单位词“日行”“日程”与时长表距离式的发展》（《中国语文》2017年第4期），任鹰的《语气词“呢”的功能及来源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姚双云的《由“语义镜像法”看“而且”的并列用法》（《汉语学报》2017年第3期），陈顺成的《试析“搁”的语法化》（《汉语学习》2017年第2期），潘秋平、张家敏的《从语义地图看五味之词的语义演变》（《语言学论丛》第55辑，商务印书馆 2017）等。其中潘、张文较具有代表性，都是基于已有研究范式，选择较为合理的语法化理论针对汉语事实进行论述，论据充分，结果信实。

2．语言类型学研究方法的突显

受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影响，类型学视角下的语法化研究日益成为一种趋势。比如：雍茜的《违实标记与违实义的生成——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的类型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2期），董丽梅、戴昭铭的《汉藏语言句末功能词语语气词化的类型学性质》（《学术交流》2017年第7期），张姜知、张颖的《系词的形式与功能——兼论名词谓语句》（《外国语》2017年第2期）。雍文在大规模语种库的基础上，归纳出无违实标记和有违实标记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不同的违实标记对应不同的违实义生成模式：无违实标记语言中的违实义通过语用推理形成，只限于过去时间框架，且可通过后句被取消或加强；非特定违实标记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语法化的过程，其传递的违实义不易被取消或加强；特定违实标记传递的违实义则不可被取消和加强。董文认为句末的实义词及其组合单位（如“罢”“而已”“好了”等）的语气词化是一种语法化现象。汉藏系语言在语气表现手段上具有蕴含共性，其类型迥异于印欧系语言，属于语气概念结构化语言。张文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跨语言描写系词隐现的规律，揭示系词的功能并解释名词谓语句。

将汉语语法化置于类型学研究框架下，更有利于判定该现象反映的是语言演变共性，抑或是汉语特有的演变特征，这样更易于把握汉语语法化演变性质及其类型学蕴含。

3．方言学研究贡献

汉语拥有丰富的方言，且各具特色。汉语方言语法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照价值；方言语法化个案看似相对独立，但若将方言置于汉语研究的大背景下，那么其研究意义十分突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具类型学参数意义。比如：陈卫强的《广东从化粤语的“VP-麼”格式》（《中国语文》2017年第5期），饭田真纪的《粤语句末助词“嘅”的语义和语法化途径》（《中国语文》2017年第4期），黑维强、高怡喆的《陕西绥德方言“还”的两种用法及其语法化》（《方言》2017年第3期），肖亚丽的《贵州锦屏方言的反身代词[]及其语法化》（《语文研究》2017年第4期），陈曼君的《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语言科学》2017年第4期），王树瑛的《恩施方言的被动标记“着”》（《汉语学报》2017年第2期），杨佳的《湖南汨罗方言的补语标记“得”和“唧”》（《方言》2017年第1期），宋文辉的《河北正定方言可能补语标记“了[·lou]”的形成机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秋之卷，总第2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朱贞淼、曹伟锋、钱乃荣的《上海奉贤区庄行镇方言的时态及其语法化过程》（《语言研究》2017年第1期），张巍的《试论关中方言“下”的完成体和持续体用法——兼及语法化过程及认知解释》（《语言研究集刊》2017年第1期），钱优优的《枞阳方言中的虚词“它”研究》（《艺术科技》2017年第10期），罗秀云、罗荣华的《赣语上高话完成体“刮”》（《宜春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谭伟、王洋河的《“得行”在西南官话中的语法化现象透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

方言语法化研究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将所有方言点整合，那么其演化轨迹可以勾勒为方言演变分布图，可以进一步建构汉语方言演变区域类型图和语义图。这些正是上述方言语法化个案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4．比较语言（方言）学方法的使用

理论上每一种语言、方言的演变过程均有其独特之处。借助比较语言学、比较方言学的方法，将不同的语言、方言的相同、相异用法进行比较，可以归纳语法化路径，有助于深化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比如，伍莹的《普通话和湘语“连”的语法化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孙利萍的《两岸华语后置标记“样子”的语用差异及其成因》（《中国语文》2017年第4期）等。汉语与外语的对比研究，例如：费建华的《汉日语经历体标记的对比分析——以“过”和“~たことがある”与时间词的共现为中心》（《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朱献珑的《汉英因果标记语法化的认知对比研究》（《中国外语》2017年第4期），赛丽塔那提·哈力克的《维吾尔语和日语非第一手信息标记的语法化进程及功能——以维吾尔语的-(X)ptu与日语的-teiru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岩温罕的《傣泐语·泰语的三事事件表达》（《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尹蔚彬的《“做”义轻动词的功能和语法化特点——以羌语支语言为例》（《民族语文》2017年第1期），须军的《语法化视阈下的汉日体貌形式比较研究——以“V着”和「Vテイル」为中心》（《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5期）等。

比较方法的运用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例如：朱梦娜、罗思明的《英语than连—介转变历时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11期），芦悦的《英语主要情态动词语法化现象研究》（《才智》2017年第28期），刘曼的《论证据性情态的边缘表达形式——以「様子だ」为分析对象》（《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第5期）等所针对外语语法化的研究。此外，还有针对少数民族语语法化的研究，例如：木再帕尔的《维吾尔语名词与人称、格成分的语法化》（《满语研究》2017年第1期），秦平的《锡伯语动词sindambi“放”的语法化过程探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等。

语法化研究与相关的其他语言现象也可并列研究。例如：梁吉平的《“抑”的语法化与去语法化》（《理论月刊》2017年第11期），刘瑾、杨旭的《论构式化的基本特征》（《外语研究》2017年第3期），吴德新的《“用不着”的语法化及其主观化》（《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龚波的《先秦同源多功能语法形式“若”“如”考察——从语义地图和语法化的角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玄玥的《话语标记“当然”的语法化》（《语文研究》2017年第4期），周红的《对叠框架“X来X去”的语法化和修辞化》（《当代修辞学》2017年第1期）等分别将语法化与去语法化、构式化、词汇化、主观化、语义图、标记化、修辞化等语言演化理论相结合进行论述。

此外，汉语语法化年度研究中还呈现出一现象：断代研究。如焦一和的《上古汉语的时间副词“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和崔云忠的《魏晋南北朝汉语介词语法化的特点及原因》（《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专书个案研究，如熊晨晨的《<左传>中“以”字用法研究综述——兼谈“以”字的语法化及其结构的词汇化现象》（《泰山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综述性研究，如钟茜韵的《话语标记语演变的理论之争：现状与评价》（《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曹爽的《不同理论观照下的现代汉语方位词研究概略》（《学术探索》2017年第10期）、朱磊的《新兴程度副词及其功能拓展研究综述》（《汉语学习》2017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