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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带一路” 应当语言先行

[发布时间] 2017-02-24    [浏览次数]:4336

 

“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国与国之间的“民心相通”。语言的沟通,作为“民心相通”的基础,可谓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让相关国家能够正确地理解、认同和接受我们的主张和做法,这就需要发挥语言的作用。


邢欣:重视发挥跨境民族的语言优势

 跨境民族就是同一民族跨国而居,虽然处于不同的国情中,受当地的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在不少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语言相同或相近,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基本保持共同的民族特色,有着同一民族认同感的民族。中国有不少跨境民族,在西部地区,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就与中亚五国的民族构成了跨境民族关系。从跨境民族在中亚的地位来看,分为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两种情况。其中主体跨境民族有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中国称为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中国称为乌孜别克族)、土库曼族(对应中国青海等地的撒拉族)。非主体跨境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鞑靼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东干族(中国回族)等。从语言特点来看,除了塔吉克族的塔吉克语和俄罗斯族的俄语属于印欧语系、东干族的东干语属于汉语西北方言变体以外,其他跨境民族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语言上基本相同或相近。中国与中亚国家不仅地缘接近或相连,而且存在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跨境民族的语言优势可为“一带一路”“五通”建设搭建语言桥梁。

跨境民族具有多语优势

中国与中亚的跨境民族大多具有双语或多语使用能力。在中国新疆的跨境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双语环境中,大部分都能流利使用本民族语与汉语两种语言。其中维吾尔族双语人居多,其他跨境少数民族中很多人会讲本民族语、汉语和维吾尔语等多种语言。此外,跨境少数民族中会英语的人数也在增多。中亚国家语言国情不完全相同,由于历史原因影响,俄语至今仍是人际交流的主要语言。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将各自的主体民族语言上升为国语,也成为官方工作语言和生活语言,所以中亚国家实际上都是俄语和主体民族语双语国家。中亚的跨境少数民族除了会俄语和主体民族语之外,在国家提倡母语教育政策的鼓励下,一般还会使用本民族语言。此外,近年来,在外语教育选择上,中亚各国也优先选择英语,所以中亚国家的语跨境少数民族都会说双语或多语。在语言运用层面,中亚国家中除了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与其他四国差别较大外,其他四国的主体民族语言均属于突厥语族,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五国少数民族语言也都属于突厥语族,他们之间语言相似度较高,可以进行基本的语言交流;同样,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跨境少数民族语言大多属于同一语族的语言,交流时也基本上可以互通,或者经过很短时间的磨合就可以较顺利地进行交流。具体的语言优势包括两点:一是同一跨境民族可以用本族语交流;二是相近跨境民族语言可以互相交流,如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柯尔克孜语)相似度很高,维吾尔语跟乌兹别克语(乌孜别克语)、鞑靼语(塔塔尔语)非常接近,完全可以互相简单交流。跨境民族可利用上述优势做语言翻译,无论在中国还是中亚,跨境民族的多语优势无疑可起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纽带作用。
跨境民族的语言学习新趋势

中亚五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独立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在外交、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跨境民族的语言学习也出现了新的趋势。第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中国影响力的提高,促使中亚各国民众在语言教育的选择上开始逐步转向汉语学习。由于受做生意、想在中亚的中资企业就业、想让子女接受更好的语言教育等需求的驱动,再加上“一带一路”以中亚为优先的中国国家政策扶持和各种奖学金的设立,吸引了一批批中亚跨境民族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可以预期,今后来自中亚的跨境民族留学生还会更多,他们学成回国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友好纽带,发挥重要作用。第二,中亚华裔学生来中国留学成为新趋势。这些华裔学生或是20世纪60年代从中国迁移到中亚邻国的移民后代,以哈萨克族为主,还有吉尔吉斯(柯尔克孜)等其他民族;或是中亚的特殊跨境民族东干族(回族)人。东干族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他们原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清朝从陕西和甘肃迁徙到中亚并定居下来,语言保留了当时的中国西北方言特色,同时又都会俄语或当地语言,成为中亚特殊的民族。东干族近年来与中国联系紧密,大部分人都希望子女高中毕业后回中国读书,中国政府为他们在陕西、甘肃和新疆提供奖学金。这些华裔跨境民族学生将成为“一带一路”新的语言服务力量。第三,由于哈萨克斯坦的本民族回迁政策鼓励,中国的哈萨克族前十年左右有人迁入哈萨克斯坦成为新移民,这部分移民中的高层次人才大部分成为高等院校中教授汉语或中国学的师资,直接为培养“一带一路”汉语人才服务。

重视跨境民族语言纽带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所要求的五通中,民心相通是根基。“国之交在于民之亲,民之亲在于心相通”。语言在民心相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双向交流和传播、对沿线各国的了解和有效沟通,都离不开语言这座桥梁。跨境民族,因其与相关民族具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推进国家之间民心相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让其发挥纽带作用,担当起直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语言服务的重任,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铺就一条民心相通之路。

 

(本文系国家语委2015 年度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核心区语言战略研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亚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亚汉语教学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赵明鸣:中亚五国语言及其使用情况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

语言和文字。根据语言谱系分类法,除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印度—伊朗语族伊朗语支外,其余四个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均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与我国相关语言的关系方面,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语尽管与我国塔吉克语(根据民族自称,亦称“萨里库尔语”)名称相同,但实为两种不同语言,彼此通话困难;境外塔吉克语与波斯语和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达里语基本可以通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主体民族分别与我国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属跨境民族,使用同一语言,但我国乌孜别克语因受维吾尔语强烈影响,语音、语法方面与境外乌兹别克语形成显著差异。从突厥语族内部诸语言的亲疏度看,哈萨克语与吉尔吉斯(柯尔克孜)语相近;乌兹(孜)别克语与维吾尔语相近;土库曼语与撒拉语相近。从语言沟通度看,这些语言在日常交际中彼此能够通话,但程度有差异。中亚五国主体民族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有相当数量的阿拉伯—波斯语借词和俄语借词。境外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与我国哈萨克语和柯尔克孜语词汇方面的最大差异表现为专业术语体系的不同。

语言政策。独立初期,上述五国都经历了主体民族语言国语化的过程,在宪法中强化了主体民族语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在最初独立的10年间,国语地位的确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强化导致这些国家曾出现过度“去俄语化”的倾向,以致引起部分主体民族以及俄罗斯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不满,尤其是大批教育和高科技领域的俄罗斯族移居国外,对所在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活造成较大震荡,甚至影响到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21世纪初以来,有些国家陆续调整了语言政策。例如,2000年吉尔吉斯斯坦《官方语言法》确认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哈萨克斯坦于2010年重新确认了“保持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角色与作用”;塔吉克斯坦2011年恢复了俄语官方语言的地位。

语言使用。历史上,俄语作为区域性强势语言和苏联时期的国语,长期侵染着这些国家主体民族的语言。尽管这些国家主体民族的现代教育和文化科技水平通过俄语获得很大提高,但却在客观上阻滞了主体民族语言的发展,加上苏联时期语言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最终导致主体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日渐式微。

进入21世纪,中亚五国在通识教育方面逐渐采用国语为主、俄语为辅的双语教育政策。以哈萨克斯坦为例,1999年哈萨克斯坦有3291所哈萨克语普通中等学校,2005年增加至3723所;1999—2000学年普通学校中的哈萨克语学生占学生总数350万的45.7%,2005—2006学年提高到57.87%。1988—1989年至2006—2007年间,以哈萨克语为教学语言的中小学录取率从30.2%上升至54.8%。1991年,在以哈萨克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中就读的哈萨克族学生仅占34.4%,而2007年则达到80%。2012年,使用哈萨克语教学的幼儿园数量达到2591个,比1991年增加1433个。2001—2002学年,大学学生中学习哈萨克语的人数,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1.5%。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近期材料,在哈萨克斯坦总人口(1760.8万,2015年数据)中,有890万人能讲哈萨克语,780万人能熟练阅读哈萨克文,750万人能熟练书写哈萨克语;在730万15岁以上的哈萨克族人中,能讲哈萨克语的占98.3%,能熟练阅读哈萨克文的占95.4%,能熟练书写哈萨克语的占93.2%;在310万15岁以上的俄罗斯族人中,能讲哈萨克语的占25.3%,能熟练阅读哈萨克文的占8.7%,能熟练书写哈萨克语的占6.2%。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西部地区,哈萨克语居绝对优势地位;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哈萨克语的使用率也在逐年提高,而位于北部的现首都阿斯塔纳哈萨克化程度要高于原首都阿拉木图。总的看来,这些国家的国语教育在中小学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要在中等以上学校完全取代俄语进行授课,恐短期内无法实现,尤其是理工科专业和部分社会科学专业。
近十余年来,这些国家开始注重英语、土耳其语、汉语等外语的教学和应用。土耳其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考虑,通过与上述国家联合或出资办学,先后建了14所土库曼—土耳其语普通学校、14所吉尔吉斯—土耳其语中学、22所哈萨克—土耳其语中学;在塔吉克斯坦建了6所土耳其语中学。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近年来这些国家的汉语学习热方兴未艾,我国在除土库曼斯坦外的中亚4国分别开设了数量不等的孔子学院,同时还有大量学生来华留学,仅哈萨克斯坦在我国的留学生就超过1万名,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

我国有关中亚语言教学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系曾开设一届乌兹别克语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开设的有关中亚语言最早的一个专业。苏联解体后,我国陆续与中亚五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国内高校没有涉及这些国家语言的师资,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一直处于空白状态。2003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俄语—中亚语系采用依靠本校教师和聘请外教的方式,为俄语专业学生陆续开设了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和土库曼语课程,但均采用“俄语+”的教学模式,但没有开设相关专业。

至2012年,我国教育部才在新颁布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陆续增加了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和塔吉克语专业,设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但目前没有招生的确切消息。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阳)于2015年设置了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和吉尔吉斯语专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也新近成立乌兹别克语教研室,并于2015年10月开设乌兹别克语课程作为非通用语种公选课向全校开放。

国家层面,中亚五国语言在我国外交领域的应用仍处于空白状态,我国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国事互访和重要会谈多采用普通话—俄语翻译模式。同时,我国驻中亚五国大使馆官方网站也均使用中文和俄文两种文版,唯独没有所在国官方文种。

上述国家自1991年独立已有25的历史,但我国在涉外公务领域,特别是外交领域有关这些国家国语国文的使用方面仍处于空白状态,显然不利于同这些国家的交往。重视和利用所在国的国语国文开展外交工作和友好往来,对于加深丝绸之路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和加强经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相关高校应加紧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服务于国家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安全领域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沈骑:关注语言需求 做好外语规划
外语规划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备受关注。时下,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已经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不少高校纷纷开设“一带一路”沿线的小语种专业,昔日不受重视的小语种专业成为近两年高考招生大战中的“香饽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本身是一件好事,但需要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

外语战略向“走出去”转变

国家外语规划应始终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几代领导人都对外语教育问题作出过重要指示。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若干建议,明确学好外语以汲取外国科学文化知识是一项“政治任务”,确定了外语规划必须服务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引进来”战略。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外语教育大国,拥有超过4亿的外语学习者,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战略转型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国逐步从“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这就决定了我国外语规划的战略定位也要从过去“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转型,实施双向互动战略。我国不仅要满足“引进来”的需求,还需要服务于“走出去”的大局,将其作为国家“软实力”建设加以谋划和布局。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战略,需要从国家利益角度思考“互联互通”对外语规划提出的新任务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外语规划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家关键语言战略研究,深入调查和分析潜存“不安全”因素的语言问题,并做好战略规划预案。

外语需求向“外向型”转变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还需要系统全面的外语需求调研,以作为规划的重要依据。根据需求对象和属性,外语需求可以分为战略需求与现实需求、社会需求与个体需求两大类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出现的“外语热”,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外语教育的现实需求和个体需求。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于2013年至2014年在上海市民中开展了外语能力调查。基于网络的外语需求调查显示,在超过1万名受访者中,88%的上海市民外语能力的实际需求主要来自于求职或是学校考试之需,并不是由于直接对外交往的需要。市民学习外语的动机也以工具性为主,即为了顺利求职或通过考试。这种外语能力需求属于“内需型”,服务于国内需求。在新形势下,还应以“外向型”需求拉动“内需”,倒逼外语教育改革。“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我国从外语教育大国向外语强国转变,来自于“外向型”的战略需求会日益增多。从国外经验看,外语社会需求研究更侧重跨国公司对员工外语能力的需求调查,重点考察外语教育与社会和企业需求的衔接问题。同时,国外研究更注重从国家利益视角开展外语能力的战略需求研究和预判。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较为关注学校外语课程需求调查,很少关注学校与社会、学校与企业需求对接问题。
语种布局向“均衡型”转变

语种布局是外语规划的重要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异,语言文化缤纷多彩,这就给“互联互通”建设中的外语语种布局和专业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俄语“单打天下”的局面,小语种发展有起有落,“家底”并不富足。后来,又出现了英语“一家独大”,超过1200所高校都有英语专业,不少高校的外语院系其实仅有英语等有限通用语种而已。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曾经一度萎缩,师资严重流失,专业建设水平普遍不高。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外语语种规划工作,建立一大批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教育的文件也于2015年正式出台,在语种、布点与资源投入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改善,“单一型”外语语种结构失衡问题有望解决。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语种布点的“摊大饼”问题。各地高校纷纷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小语种专业,致使国内小语种专业和布点出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在没有充分开展需求论证情况下,不少高校盲目设置小语种专业,更有某些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要求省内每所高校至少“认领”一个“一带一路”小语种专业建设任务。“一带一路”语种布局不宜操之过急,无论是语种选择、专业建设、市场需求、人才定位与培养模式,都需要缜密的前期论证和研究。各地需结合国家战略和地方实际进行统筹规划,实现语种均衡发展和规划,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外语人才向“专业型”转变

外语人才培养是外语规划的重心,也是外语服务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关键。过去,由于受传统学科观念束缚,我国外语人才规划主要强调的是语言知识和技能培养,工具性和实用性取向明显。工具性人才规划的优势毋庸置疑,它基本可以满足市场对于一般通用性语言沟通和交流的需求,但是这种“一茬齐”的同质化外语人才培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外语人才普遍缺乏人文知识积淀和专业知识培养,无法从事国际专业领域工作和学术研究,致使“小才拥挤,大才难觅”问题突出。每逢重大国际活动和重要国际谈判,都会出现高水平外语人才“一将难求”的现实窘境。因此,“一带一路”外语规划的重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语人才,而是高端国际型的专业化外语人才。在“互联互通”建设过程中,我国需要大量精通外语、懂得国际规则、熟悉对象国文化的多领域、高层次、国际化精英人才。面向“一带一路”需求,外语人才规划将探索从单语人才向复语人才转变、从单一语言技能向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这就要求相关院校在加强语种布局和人才质量建设同时,还需要关注“类型”和“领域”两个维度。从类型维度看,精通多种外语的“复语型”人才、精通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精通国际区域与国别问题的“研究型”人才将是外语规划的新重点,相关高校需要重点布局,储备一定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从领域维度看,国际基建、能源、航空、铁路等重点和关键领域的人才外语能力的培养尤其值得关注,需要慎重考虑“专业型”外语人才培养工作。

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大局的外语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相关部门和高校高度重视前瞻性的顶层设计,结合国家、地方和校本实际开展切实的外语规划和人才培养工作。同时,我们也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启动国家外语人才培养现状调查与评估,开展社会需求调查,国家和地方都要实施动态调整机制,启动“一带一路”小语种外语人才专项建设工程和评价体系,科学研究外语人才培养定位、类型、需求、供给与师资等方面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非传统安全领域语言安全问题与语言规划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赵世举:语言服务建设要理性需创新
语言服务是“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保障,必须先行。这已渐成共识。近年来,语言学界及相关领域积极行动,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建言献策,成效初现。但我们也感到有必要深化调研,科学规划,理性建设,创新发展,有序运作,以防冒进和走偏。

理性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广泛,情况复杂,是一项逐步推进的长远工程,相关的语言服务建设必须与之相配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理性推进,力避一哄而上。

首先,深入调研,增强针对性。“一带一路”沿线地缘错综复杂,语言众多,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服务,就必须深入调研相关国家的语言国情和可能的语言需求,调研这些国家、地区及企业的发展规划及其跟我国合作的可能领域,调查与语言相关的政治、文化、宗教、民俗等国情民意。同时也要了解我国各层面“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和布局,以及相关语言服务现实状况等,作为制定切合实际的语言服务建设规划的依据。

其次,注重规划,防止一哄而上。目前,社会各界服务“一带一路”语言建设十分踊跃,可谓各显神通。这就迫切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具体规划、协调和指导实施,以免冒进。制定规划和行动方案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国别化、地区化策略和举措,切忌一刀切、简单化。

再次,统筹兼顾,避免顾此失彼。总的来看,语言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骤热当然是好事,但怎样保证发展适度、化解不同层面已存在的难题、实现有效培养,还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已有就业压力的英语专业和使用有限的非通用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更需要科学测算,量需培养。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如果盲目上专业和扩招,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需要统筹兼顾。

最后,量力而行,杜绝滥竽充数。我国语言服务行业由于处于发展初期,尚缺乏成熟的监管机制,准入门槛较低,但语言服务又是要求高水平高质量的行业,如果任由低标准建设、低水平运行,不仅影响声誉,更会耽误“一带一路”建设大事。比如因语言翻译企业服务质量差而导致客户造成巨大损失甚至项目夭折的事并不鲜见。

创新发展

“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建设应跳出另起炉灶的思路,更多地从现有的基础出发,充分利用已有条件,科学对接“一带一路”语言需求,走创新发展之路。

首先,多样化培养语言人才。为了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所需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需要突破传统,在培养目标、模式、途径、方式、课程体系等方面据需创新。如下做法或可尝试。

实施综合性语言人才培养。改变过去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加强文化、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承担综合性工作的能力,以拓展其适应面和就业口径。为了解决综合培养带来的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可以适当缩小各科目的空间涉及面,突出国别化、区域化(如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等)培养,这恰好又可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此外,还可实行“地区通用语+目的地语”(如俄语+中亚国家语言)的所谓“复语”型人才培养。
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要将语言能力和各种专业能力(如经贸、法律、工程技术等)的培养紧密结合,培养兼具过硬的语言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更加多样化的国际人才需求。此外,还应加强懂外语的跨学科人才培养,以满足新兴领域需要,如语言信息处理工程师、语言资源产品研发人员等。为解决急需,复合型人才还可采取订单式培养。

试行留学生教育转型。有条件的学校可由过去主要着眼留学生回国择业转向为我所用的目标追求。留学生除了专业优势外,又了解中国和本国的文化,能够满足海外项目的需求。这预示留学生教育转型的广阔前景。

此外,应改变过去单纯进行语言培养或泛专业培养的做法,转向针对“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定向式培养。拓展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口径。就现有的情况看,汉语国际传播类专业在全国布点多,招生量大,已经出现较大就业压力。但这是非常难得的现有资源,可充分利用。有条件的高校可以适当调整该专业培养口径,瞄准“一带一路”建设语言人才需求,培养既可胜任汉语国际教学,也可胜任其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语言人才。这既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的急需,又有利于该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推进孔子学院多样化办学。我国企业走出去,无论是企业所需,还是所在国的法规要求,都必须在所在地招收员工。孔子学院可以承担起这类人员的汉语培训任务,为中外合作培养当地人才。重点是两类培训:一类是最基本的汉语交际能力培训,旨在培养普通员工,一类是与我国在当地可能的合作相配合,进行专业汉语培训(如服务交通、矿业等工程的),为中外合作储备相关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发挥少数民族语言人才优势。我国有不少跨境民族语言资源,这些语言中外相通或相近,可充分利用,避免重复设置专业。例如我国柯尔克孜语,跟吉尔吉斯语其实是同一种语言。可以通过对我国母语为柯尔克孜语的人才进行吉尔吉斯斯坦国情等必备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承担起相关的语言服务工作。

其次,推动政产学研结合,构建语言服务体系。建立政产学研结合的语言服务建设模式和营运模式,是提高语言服务效益和水平的最佳途径。把政府的信息优势、政策优势和协调功能,行业、产业的生产能力和需求信息,学校和学界的人才优势和学术优势相对接、相整合,构建语言服务建设的联动、互动体系和机制,以实现语言服务建设和供给的科学性、针对性和高效率。

再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开拓服务途径和方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是最大限度满足各种不同的语言需求的最重要办法。一是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各种移动设备,构建覆盖广泛、灵活多样的语言使用服务平台和多语言咨询服务平台。二是开发便携实用的电子化的语言学习产品、随身翻译器和多语阅读器、多语百科辞典和专业辞典等。
有序运作

我国语言服务还处在发展初期,加强相关建设和营运的有序化,是保障语言服务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条件。

第一,建章立制,避免恶性竞争。制定并推行语言服务企业和人员的资质认证制度、平台及产品的质量标准和质检制度、语言服务市场行为规范和监管办法等。

第二,推动规模化发展,加强体系建设。在国家规划统筹下,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和市场规律,稳步推动语言服务企业和服务方式的规模化发展,逐步构建灵活多样、功能齐全、协调发展、优质高效的语言服务体系。

第三,加强信息共享,促进协调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已呈千军万马齐上阵之势。在轰轰烈烈的形势下,无论是语言服务建设还是服务运营,都特别需要加强信息沟通和行动协调,以保障相关建设科学合理、营运井然有序,真正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本文系国家语委2016年度重点科研项目“‘一带一路’话语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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